邓颖超逝世后留下两份遗嘱,一份令人敬佩,一份倍感心酸无法接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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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邓颖超逝世后留下两份遗嘱,一份令人敬佩,一份倍感心酸无法接受

    发布日期:2022-08-23 13:36    点击次数:1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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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976年,周总理因病去世,全国都陷入悲痛之中。

    而在处理周总理身后事时,他的夫人邓颖超特意叮嘱道,“恩来用完后,记得把盒子带回家里,以后我也用这个骨灰盒”。

    身旁的警卫员含泪答应。

    1992年,独自生活了26年以后,邓颖超也安详地闭上了眼睛,去世后,她用上了周总理那个已经破旧的骨灰盒。

    除此之外,她还留下了两份遗嘱,其中一份,令人敬佩不已,而另一份,则让工作人员倍感心酸、无法接受。

    后来,这两份遗嘱被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,全国人民阅读后,都被邓颖超的高风亮节深深感动。

    那么,这两份遗嘱的内容到底是什么?邓颖超与周总理又是怎样相识、相知、相恋的?

    家境没落,童年凄惨

    1904年,邓颖超出生于广西南宁的一个大户人家,她的父亲名叫邓庭忠,任南宁镇台。

    从小邓颖超便接收到了良好的教育,生活条件也十分优渥,然而好景不长,3岁那年,她的父亲在官场中遭到迫害,被流放到边疆,不久便郁郁而终。

    就这样,家庭破碎、父亲离世,年幼的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相依为命。

    杨振德生于湖南一个书香门第,同样是由于家道中落,她和家人四处辗转求生,从长沙一路来到了广西。

    为求生存,杨振德年纪轻轻便教过书、学过医,在乱世中苦苦支撑了11年。

    直到25岁那年嫁给邓庭忠,可也就过了三年平静的日子,生活又回到了颠沛流离之中。

    母亲的坚毅对邓颖超影响颇深。

    年幼时,她便跟着母亲从南宁到广州,再到上海、北平,在动乱中,她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学习,还经常主动帮助母亲分担家务,养成了早熟的性格。

    1915年,11岁的邓颖超随母亲来到天津,并顺利考入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。

    当时的校监名叫马千里,是著名的进步人士,他将先进思想带进了校园。

    邓颖超也由此首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,深受乱世压迫多年,她年纪虽轻,但对旧社会的痛恨却深入骨髓,革命的种子就这样在她心里种下。

    在校期间,邓颖超积极参与爱国反帝运动,对南开大学创办的《敬业》《校风》等新潮刊物推崇备至。

    值得一提的是,《敬业》的创始人正是周总理,此后相伴数十年的两人,首次与对方结缘。

    当时,周总理已是天津爱国学生中的风云人物,由于他为人机敏、处事周到,在历次爱国运动中都身先士卒,赢得了广泛的支持。

    邓颖超自然也对周总理欣然向往。

    一次,她在《敬业》上读到了一篇周总理亲笔撰写的,有关男女平等、妇女解放的文章,受到了很深的触动。

    此文一经发表,很快在进步学生中引发了巨大反响,但同时也招致了很多不满,很多保守派人士都对周总理口诛笔伐。

    在周总理背负巨大压力的同时,邓颖超鼓起勇气,给他写了第一封亲笔信,信中,邓颖超不仅表达了对周总理观点的支持,还提到了对他文风的欣赏。

    一封明信片成就的姻缘

    1919年,五四运动席卷全国,学生、工人纷纷走上街头,反帝反封建的声浪在各地此起彼伏,天津的爱国学生也不甘落后。

    此时,15岁的邓颖超已经是女子师范学校里的风云人物,热情大方、善于雄辩的性格,让她成为了进步学生群体的主心骨。

    五四运动爆发之际,她以身作则,以保障妇女权益、摒弃封建陋习为宗旨,创办了大量爱国进步刊物。

    并创立了一个名叫“爱国同志会”的组织,时常走入街头巷尾,进行爱国主义宣传。

    五四运动结束后,爱国同志会与周总理所在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携手共进,组成了觉悟社。

    正是由此开始,周总理与邓颖超有了近距离的接触。

    周总理风度翩翩、温文尔雅的形象,让邓颖超十分着迷,而邓颖超朴素端庄、落落大方的气质,也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    不过,当时“不婚主义”在觉悟社中盛行,两人发乎情、止乎礼,交流也以爱国运动为主,洋钱罐理财并没有捅开那层窗户纸。

    直到1920年周总理前往法国留学,事情才出现了转机。

    来到法国后,周总理发现,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席卷了整个欧洲,参加革命运动的人前赴后继。

    而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夫妇的故事最让周总理动容,为了促成革命,他们舍小家为大家,携手与反动当局进行了残酷的斗争,也成了欧洲青年心中的偶像。

    不过,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,1919年,两人不幸遭到当局逮捕,一同走上了断头台。

    临终前,两人仍旧高呼着革命口号,感染了万千少年,在法国听到这个故事后,一贯沉着冷静、喜怒不形于色的周总理,也不禁洒下了热泪。

    卢森堡这对革命伉俪,给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,周总理开始重新审视起“不婚主义”的思想。

    并且认为,有一个携手相伴的革命伴侣,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。

    因此,他在寄给邓颖超的明信片中写道:“希望我们两个人,将来也能和他们两夫妇一样,一同上断头台”。

    此前,周总理也时常给邓颖超写信,但谈的都是家国情怀,这次他终于吐露心声,邓颖超也相当意外。

    不过,她对周总理感情已经在心中压抑多年,所以立即同意了他的追求,两人相伴一生的感情,便由这封明信片开始。

    “不能给国家添麻烦”

    1924年秋天,周总理接到组织安排,回到了国内,经过一年时间的相处,两人的感情愈发深厚,于1925年8月8日正式迈入了婚姻的殿堂。

    当时,革命正在艰难起步阶段,两人没有铺张,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房间内便完成了婚礼。

   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了,从土地革命,到抗日战争,再到解放战争,周总理一直坚守革命信仰,走在战斗的第一线。

    而邓颖超同样不甘落后,她历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、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员、国际民主妇联理事等职位。

    在革命形势最紧张的时候,她一边悉心照料着周总理的生活起居,一边积极发动妇女儿童,经典案例参与革命斗争。

    可以说,在中国革命的全程,邓颖超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    新中国成立后,她不忘初心,继续在全国妇联任职。

    不过二人的简朴却让人有些出乎意料。

    1963年,周总理前往杭州治病,邓颖超反常地向上级申请同行,并一住就是12天。

    为什么说反常呢?

    原来,平日里,不管是出访国内国外,周总理都是孤身一身,从不携带家眷。

    一来,这是周总理一以贯之的低调作风,二来,邓颖超工作同样繁忙,很难陪伴周总理出行。

    不过,这一次周总理前往杭州的主要目的是治病。

    为国操劳多年,他的身体每况愈下,邓颖超不忍见丈夫茕茕孑立,所以特意申请陪同在侧。

    然而她此后的一个举动,却让卫士长成元功有些吃惊。

    临行前,邓颖超多番嘱咐,要求成元功多带点钱,可是,周总理治病是由国家报销的,根本没有任何需要花钱的地方,所以成元功有些困惑。

    邓颖超随后解释道,“恩来的费用能报销,我的却不可以,我这次去杭州,算不上公事,千万不能给国家添麻烦”。

    后来,邓颖超在杭州饭店住了12天,果然全部自费承担。

    结账时,饭店经理坚持不肯接受,成元功几乎是将钱塞到了他的手里。

    结完账,饭店经理迟迟未能从震惊的情绪里缓过来,而成元功已经忍不住回头拭去眼角的泪水。

    邓颖超朴素的生活习惯、严谨的处事态度,由此可见一斑。

    操劳过度,延误治疗

    正是由于共同的革命理想,周总理和邓颖超相伴数十年,感情却始终如一,两人一生没有子嗣,彼此是夫妻,也是战友,更是对方最好的依靠。

    不过,分别总是来得太突然。

    1976年1月8日,周总理因膀胱癌不幸去世。

    早在60年代末,医生便提出可以切除膀胱,虽然生活稍有不便,但不至于危及生命。

    然而,周总理却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,整天埋头工作,忽视了自己的身体,日复一日,病情也愈发严重。

    临终前,周总理特意交代,不要保留自己的骨灰,邓颖超悲痛至极,不愿答应。

    周总理则严肃地告诉她“人死了,不能做事了,还要占着一块地盘,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”。

    最终,邓颖超含泪同意了他的遗愿,周总理去世后,邓颖超不断奔波,处理他的身后事。

    按照周总理生前的嘱托,她将骨灰分成四份,分别洒向北京上空、密云水库、天津海河以及黄河入海口。

    这些地方,要么是周总理长期生活的住所,要么是他革命的根源,要么关乎着他尚未完成的工作。

    周总理考虑得很周全,却唯独没有念及自己。

    就这样,他的骨灰被洒向江河湖海,从此魂归大地,与他奉献一生的祖国永远相伴。

    周总理的离去,给邓颖超造成了巨大打击,不过,她仍旧保持着艰苦朴素的行事作风。

    在完成周总理的遗愿后,她将那个普通的木制骨灰盒收纳起来,表示自己去世后还用同一个。

    两份遗嘱,感动世人

    1992年7月11日,在无尽的思念中度过26个春秋后,88岁的邓颖超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

    去世后,她的两封遗嘱被公开,而这两份简短的遗嘱,让全国人民感动不已。

    第一封遗嘱最早写于1982年6月17日。

    其主要内容为,遗体火化后不保留骨灰,不搞告别仪式、追悼会,所住房屋悉数上交国家,不搞故居和纪念馆,不对周总理的亲属进行任何照顾。

    在邓颖超看来,共产党员是要为人民服务的,而不是靠职务为自己大开方便之门。

    正因如此,她一直恪守党的纪律和相关规定,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总理夫人的身份而行使特权。

    一次,周总理的远房侄子赶到北京,希望可以帮忙安排工作,但邓颖超却毫不顾及亲戚感情,一口回绝了他的要求。

    可见,邓颖超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,她的高风亮节,根植于生活的细微之处,绝不是说说而已。

    而邓颖超的第二份遗嘱写于1982年11月5日。

    当时,她身体健康、精神矍铄,但一直担心来不及安排身后事,所以又紧接着写下第二封遗嘱,作为对第一封的补充。

    除了以上提及的内容,邓颖超主要添加了三点。

    一,在自己无法救治时不再抢救,为国家节约医疗资源。

    二,上缴剩余的退休金,作为党费。

    三,周总理所有的书籍、刊物、照片,全部交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处理。

    如果说邓颖超的第一封遗嘱,是共产党员“清如水,明如镜”的真实写照,读后令人动容。

    那么,第二封遗嘱则是一名唯物主义者看淡生死、奉献一切的明证。

    所以,在看完第二封遗嘱后,相关工作人员心酸不已,泪水不停滴落,尤其是其中的第一条,他们始终无法接受这样的决定。

    中央在最后也没有同意该条请求。

    遗体火化那天,工作人员特意给邓颖超穿上了她生前最喜欢的西服,不过,那套衣服早已破旧不堪,袖口处已经起毛,内侧还打满了补丁。

    在一片唏嘘声中,邓颖超彻底与这个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告别,而她的骨灰,也如愿洒向了黄河之中。

    结语

    在风云激荡的革命时期,携手向前的革命伴侣层出不穷,但像周总理和邓颖超这般不慕名利、奉献一生的伉俪,仍旧举世罕见。

    正如邓颖超生前所言,“人迟早会死,但精神却会一直留下”。

    如今,周总理夫妇早已魂归大地,无处找寻,但他们却融入了祖国的江河湖海、名山大川。

    他们的革命精神也鼓舞了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,如今,祖国日益强大,在这个繁华盛世中,周总理和邓颖超的精神,仍旧在不停回荡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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